區塊鏈的去中心化為人津津樂道，去中心的背后是去信任，而去信任的背后則是共識算法和密碼學函數的加持。所以，既然區塊鏈能很大程度上解決信任難題，那些依靠“解決或緩解不信任問題”而存在的中心化機構和業態便不再有存在必要了么？不妨看個簡單的例子，我們來看看基于區塊鏈的智能合約在汽車交易領域的應用。

在這個例子中，汽車交易記錄被實時寫入區塊鏈中，而智能汽車則不間斷地接受區塊鏈上的新區塊，并相應更新電子鎖中的公鑰和汽車遙控器中的簽名密鑰。當汽車所有權通過區塊鏈轉移的時候，前車主的遙控器無法工作，新車主的遙控器獲得開門和啟動引擎的權利，實現了所有權與使用權的對等，從而可以強有力地實現去中心化。

從技術上看，這一流程非常高效，不需要交易商，甚至也不需要物權登記部門。但問題在于，假如我們僅用保密的私人密鑰表示擁有權，那么數字加密就變得很重要。

既便技術本身難以被突破，但人類自己卻是最容易被突破的因素，反過來使得數字加密的保密性也讓人懷疑。此時，你怎么保存你的密鑰？電子存檔，非法軟件或釣魚軟件就有可能偷走你的車；交給第三方存儲，如何避免內部人勾結？拿個小本記下來，當你弄丟了這個小本，最終你的車將變成一堆廢鐵。

還有，如果這筆交易產生了糾紛，誰來做最終的仲裁者？技術還是規則？

技術方面的人，傾向于把法律看成是一套由邏輯化的規則與算法組成的體系，該體系必定能夠得到一個明確的裁定；然而，現實的法律不僅有冗長的條文和規則，還有人們基于社會發展對法律條文的最新理解和解讀，這樣，才能更好地去解決當初制定法律的人所沒有想到的更加復雜的案例。

可見，依靠區塊鏈并不能做到完全的去中心化，而真正完全的去中心化可能也不是我們所追求的。其實，在我們現實的世界里，沒有任何一個系統是完全中心化的，也沒有任何一個系統是完全去中心化的。

比如電子郵件，任何人只要愿意，都可以設計一個自己的電子郵件服務器，但實際情況卻是，只有一小部分電子郵件服務商在這個領域占據核心統治地位。

區塊鏈技術在金融業的應用也是如此，并非要把中心化的傳統金融業態和巨頭打倒，而是作為一種新的理念和技術創新，去完善傳統金融體系內的部分業務和流程，解決傳統金融體系過度中心化帶來的一些潛在問題，推動其更好地實現中心化和去中心化的平衡，最終提升效率。

畢竟，技術只是技術，應對不了人類社會的復雜性，對于已經適應這種復雜性的傳統模式和業態，只能優化改進，而不可能顛覆。

比特幣作為替代性貨幣的“缺陷”

比特幣的理念對現有的貨幣發行和流通體系具有很強的啟發意義，但比特幣本身并不能替代法幣，不僅源于政府是否允許，更源于其自身的內在限制。

交易處理能力限制。每個區塊大小被限定在1M，每個交易大約250字節，所以每個區塊最多容納4000個交易。由于每個被認可的區塊平均產生時間為10分鐘，意味著每秒鐘只能處理7個交易。

意味著什么，隨著區塊鏈交易的火爆，很多交易不得不排隊等待被寫進比特幣區塊鏈。交易處理能力的限制反過來也會影響比特幣作為一種數字貨幣的適用范圍和場景。

底層密碼算法可能被攻破。比特幣選擇的哈希函數具有碰撞阻力（如果無法找到兩個值，x和y，x不等于y，而H(x)=H(y)，則稱哈希函數H具有碰撞阻力），但世界上沒有哈希函數具有真正的防碰撞特性，只是被攻破的概率極低而已。問題在于，一旦被攻破，意味著整個比特幣的安全性將受到根本性威脅，屆時，比特幣可能一文不值。其實，僅僅這種憂慮本身，就會影響人們對于比特幣的信心。

此外，比特幣的總量、切分性和區塊鏈獎勵結構等也會在比特幣發展的某一階段成為制約性條件。而解決這些問題，需要發布新的基礎版本，在分布式架構中，不能確保所有的節點都更新最新的協議，新版本的發布又會帶來分叉的問題。

當然，通過引入嚴格的驗證機制，可以做到通過一段時期內對軟分叉的容忍來實現對底層協議的更新，不會對比特幣的價值帶來根本的影響，但替代法幣的確非其所能勝任。

目前，對比特幣的定位，業內達成的共識也是“數字黃金”或者稱“準數字貨幣”，而非數字貨幣，通過對第三方中介平臺的規范與監管，將有效交易集中在場內，可以成為一種新型可投資資產。而其“準數字貨幣”特征更多地是對法幣的數字化演變提供思路上和技術上的啟示意義，何談替代。

最后，關于比特幣的匿名性與洗錢風險，也一直存在爭議。

的確，不要求大家用真實身份加入是比特幣系統的核心理念之一，但比特幣交易做不到真正的匿名，一個用戶用不同身份做的不同交易有辦法被最終追蹤到；而通過比特幣錢包、交易所等第三方服務機構所做的交易，受到監管機構的反洗錢管理，背后其實都是實名制的。

沖擊與顛覆，還是合作與創新？

當我們討論用技術的創新手段替代或者部分替代傳統體系時，我們實際上是在討論如何在舊有的法律、社會和金融機構中重新分配權力。

對于區塊鏈和比特幣等新技術、新事物，我們究竟采取開放還是封閉的態度，歸根結底也是取決于其如何融入現有的經濟運行模式和金融業態，而這種融入的速度和步驟，既與新技術的自身特點息息相關，更取決于現有的經濟業態和監管機構如何有效控制與管理，從而達到這樣一種理想的狀態：

既要有效發揮新技術的創新引領意義，又要將風險控制在可接受的范圍之內。

2015年下半年起，監管機構強勢介入互金行業，將互聯網金融“限定”于小額普惠領域，將新金融的潛在風險控制在合理范圍內。于此同時，互聯網金融減緩了與傳統金融搶業務的節奏，反而加速了對金融科技的投入和探索，開啟了互金與傳統金融融合發展、開放合作的新篇章。

對于區塊鏈和比特幣，未嘗不可如此，一邊要監管介入，一邊也要鼓勵和扶持，促進新技術與舊業態的合作與融合。

畢竟，放眼長遠，區塊鏈很有可能會成為全球金融市場的通用技術，進一步推動金融市場的開放和全球化，而基于區塊鏈技術的數字資產也有望改變現有全球資產版圖。搶占區塊鏈技術發展先機和把握數字資產定價權，對于著眼中長期的國家金融安全和金融實力而言，未嘗不是另一種先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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