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良資產的處置中，債轉股作為其中一種方式，在不良資產處置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隨著歷史的推移，債轉股經歷了大起大落，而今新一輪的債轉股將要啟動，債轉股是否真的能給不良資產處置帶來新的曙光，那么筆者今天就來分析債轉股的可行性。

所謂債轉股，是將原有銀行與貸款企業之間的債權債務關系，轉變成資產管理公司和貸款企業之間的控股或被控股的關系，債權轉為股權后，原來的還本復習就轉變為按股分紅。這就使得原來的不良資產轉變成股權，達到不良資產處置的目的，資產管理公司作為企業的股東可以參與重大的經濟決策，但不參與企業正常生產經營，等企業資金回籠，經營狀況好轉之后，資產管理公司就可回收資金。

從上述的定義我們可以看出，企業需要有可以周轉資金的可能性，資產管理公司才能獲得利益，所以債轉股的實現需要企業具備一定的條件，首先企業資產負債率過高，瀕臨破產，企業有債轉股的迫切需要；其次，企業具備一定的發展潛力，在債轉股以后能夠重新步入正軌；最后是資產管理公司對目標企業的投資要能盡快通過資本市場重新收回，而且能夠獲得一定收益。這三點是債轉股實施的必要條件，在進行債轉股時，雖然目前來看，滿足條件的由很多，但存在很大的盲目性，所以應慎重選擇目標企業，避免造成不必要損失。

當然，債轉股可以給企業帶來很多益處，能夠化解不良資產，降低企業負債率，但不可否認，在實施債轉股過程中，潛在的風險也逐漸體現出來，第一是道德風險，在債轉股中存在欺詐作假的情況，一些銀行將并不該收購的不良資產進行收購，按分發名額隨意分配給企業，結果并不能解決不良資產，反而帶來新的不良資產，還有的企業未來擺脫不良資產的困難，虛報財務信息，對本身資不抵債情況進行夸大，達到債轉股的目的，從中獲取利益，更有資產管理公司只考慮本身利益，使國有資產直接流失，國家利益直接受損；第二是管理風險，不良資產作為股東，與企業本身股東利益發生沖突，而且有時資產管理公司的權利并不能得到充分的保障，不能有效的制約企業，導致債轉股實施過程中存在很大的困難；第三是法律風險，很多企業在實施過程中鉆空子，采用不同手段以獲取本身利益的最大化，不顧資產管理公司的死活或者國家資本的流失，出現這些問題，也并不能通過有效的法律手段來解決，導致實施過程中出現風險。

雖然債轉股實施過程中存在諸多風險，但只要在進程中有效的規避風險，債轉股依然可以在不良資產行業中發揮它的作用，加快不良資產處置的進程，還能增強企業的綜合能力，使企業保持更持久的活力，促進我國經濟的持續發展。

收益上看， 正常信貸資產證券發行規模一般與其賬面價值保持一致，發行成本低于貸款利率，通常會為發起人帶來發行盈余。而不良資產支持證券由于其基礎資產風險水平高，發行規模較面值折扣較大，折扣部分作為發起人的處置損失，需進行核銷和確認。較高的回收成本導致產品成本增加， 發行成本也相對較高。

產品設計上， 次級證券規模風險覆蓋范圍更廣,且對信用增級及服務人的要求更高。不良資產證券化的次級證券要求能吸納信用、流動性、市場風險三部分損失。除了傳統的優先-次級結構外，還需要設置充足的超額抵押、額外的流動性支持、流動性儲備賬戶設置、更加嚴格的回收款觸發機制等增信機制。

不良資產證券化的國際比較與歷史比較

不良資產證券化起源于 20 世紀 80 年代的美國，在曾深受銀行體系不良資產困擾的美國、意大利、日本和韓國運用最為活躍。作為結構融資手段，其在提高資產流動性、有效配置資源等方面具備優勢。與國外不良資產證券化案例相比， 2004 年工商銀行不良資產證券化案例中，銀行的操作中顯得更為謹慎，其基礎資產信用級別較高,且風險隔離不徹底。 作為證券化資產的不良貸款并沒有真實出售,未起到完全隔離銀行破產風險的作用。

中行招行試點落地，推行真實的風險隔離，資本與成本優勢尚不明顯

本次中行、招行發行不良資產證券化產品特點可概況為三方面：一是與美國與正常貸款打包證券化的做法不同，入池資產均為不良貸款，是真正的不良資產 ABS；二是在風險控制方面實現了真實的風險隔離與出表；三是入池資產選擇審慎。招行開啟了首單信用卡不良資產證券化， 也是首單零售類不良資產證券化產品。

中、招兩行均選擇了實際風險較低的資產，而發行金額與入池資產未償余額之比分別為 24.01%和 11.11%，相較出售、自行清收等傳統的不良處置方式，成本優勢并不明顯。此外，根據《商業銀行資本管理辦法（試行）》，商業銀行持有未評級的資產證券化風險暴露按照 1250%的風險權重計算風險加權資產，對銀行的資本占用較高,相應降低了銀行開展此類業務的積極性。后續不良證券化業務的發展與推廣，仍將視市場建設、供需情況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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