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經濟新常態背景下，天津推進京津冀區域一體化，具備了可與首都緊密互動、濱海新區加快發展和城市規劃超前部署三個基本優勢

　　對天津而言，實施京津冀區域一體化協同發展戰略，不僅是對加快濱海新區開發開放國家戰略的政策疊加，更是對天津努力克服發展瓶頸、全面實現國家定位的戰略引領。天津應發揮實現區域一體化的基本優勢，深入發掘加快發展的后發優勢和增長潛能，努力開創京津冀優勢互補、良性互動、共贏發展新局面。

　　京津雙城互動的區位優勢

　　天津的區位優勢主要包括濱海、擁港和毗鄰首都，即“近畿”。在京津冀區域經濟布局中，“近畿”是天津發展的主導優勢，為京津雙城互動的多元化、常態化乃至區域一體化發展提供了原動力。盡管彼此發展各有沉浮，也互有競爭，但總體上依然保持了分工明確、利益攸關、榮損與共的內在聯系。

　　就區域理論與實踐而言，區域城市群的最佳成長軸和生長點，應處于區域首位城市與次位城市或出海口之間。吳良鏞院士2001年完成的《大北京規劃研究》中，首次提出京-津-塘（京濱）“城市發展主軸”概念，這條主軸雖覆蓋河北廊坊，但主要城市節點和出海口均在天津市域內。在國家發改委近期確立的京津冀一體化“雙核、三軸、一帶、三重點”布局中，不僅規定了京津互為區域“雙核”，還將京濱發展軸列為“三軸”之首，而后才是京-保-石拓展軸和京-唐-秦拓展軸，其強化京津互動的用意極為明顯。

　　就區域政策而言，國務院早在2006年就對京津兩市的城市性質和區域職能做出明確的分工定位，在加快濱海新區開發開放的國家戰略中，再次強調天津建設北方“唯一”經濟中心的要求。“十二五”規劃提出“打造首都經濟圈”，并未否定天津作為北方經濟中心的定位，因為城市群作為區域協同的載體，通常要依托兩個以上城市支撐。顯然，首都經濟圈不是以北京為經濟中心，而要以“城市圈協同為載體”。

　　就產業分工而言，通過近年調結構轉方式的努力，京津產業同構矛盾已有顯著化解。就城市個體看，北京服務業的GDP占比接近80%，天津制造業的GDP占比超過50%，兩市所呈現的“高服務業化”和“高制造業化”傾向，看似并不合理；但依據區域一體化優勢互補、互利共贏的原則，未必就不合理。事實上，正因為天津毗鄰北京，濱海新區才能以“高水平大項目好項目”戰略為帶動，大量吸引首都、全國乃至全球的大企業大項目。

　　加強京津互動是優化首都圈布局的基本選項

　　推動京津冀區域一體化協同發展的首要任務，是優化首都經濟圈功能布局。北京作為特大城市的加速膨脹，并不符合城市群崛起的區域一體化發展規律，由于北京集中了太多的經濟功能和管理功能，導致多年累積的“大城市病”提前爆發，霧霾加劇，環境惡化，城市人口、住房和交通擁擠，極大地影響了北京作為大國首都的國際形象和運行效率。同時，受首都“一城獨大”虹吸效應影響，環首都區域的河北省和天津市，長期處于盲從、被動的發展地位，以致出現“環首都貧困帶”等貧富分化、城鄉分化的嚴重問題。種種問題交織纏繞，積重難返，不僅使討論了十年的“京津冀區域發展規劃”長期擱淺，也讓近鄰天津市感到無所適從，無法區分加快濱海新區開發開放國家戰略和建設天津北方經濟中心，與構建首都經濟圈的國家規劃和建設首都世界都市的內在關系。顯然，存在于國家決策上的悖論和矛盾，是對區域一體化利益分配不均、發展失序現實的客觀反映。就此而言，推進京津冀協同發展，強化頂層設計，力除“一畝三分地”思維定式，就顯得十分必要。

　　優化首都功能布局，主要是向外疏解不適合北京發展的非首都核心功能。包括高污染、高能耗的低端制造業，聚人多、資源耗費多的低端服務業。至于一些可帶來高額稅收的科技、金融等高端服務業和醫療教育公共等資源的分流，既需要北京痛下決心，更需要津冀兩地提供更為優越的外部轉移條件。事實上，市場反應要比行政改革推動來得更早和更有效。2013年以來，北京中關村(000931,股吧)科技園區開始以外設“分園區”的形式推進科技企業外遷，并與河北秦皇島、山東齊河、內蒙古赤峰、江蘇溧陽簽訂了合作協議。與這些三四線城市“低成本運營”優勢相比，天津完全可憑借更優越的“近畿首邑”的區位優勢、更便利互惠的發展條件，有效承接首都外溢產業和資源。

　　按照中央的頂層設計，京津互動要“以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和實現創新驅動發展作為合作重點，把合作發展的功夫主要下在聯動上”。把握京津合作互動的優勢和重點，既可著力破解服務業發展遲滯、自主創新不足等長期困擾天津的發展痼疾，又可有效分流首都非核心功能，真正實現京津雙城良性互動和共贏發展。當然，即或是北京要分流部分產業、企事業單位、冗余人口和公共資源，要切實做到京津良性互動，天津必須摒棄“守株待兔”意識，要全面借鑒北京外遷企業如首鋼、首汽等合作成功的案例，在稅利分配、人才引進、戶籍保留和公共服務供給等方面開展跨區域合作。

　　濱海新區建設發展優勢

　　在經濟發展邁入新常態、積極推進區域一體化新階段，天津所要依托和堅持的，不僅是濱海新區實現國家戰略定位和國家綜合改革試驗區等政策優勢，更應該全面體現濱海新區那些已具有極高發展辨識度、已經物化為成長業績的基礎優勢和后發優勢，包括實體經濟的發展規模、現代制造業產業體系、港口吞吐量及排名、陸海區域的投資開發強度、市政基礎設施現代化程度、區域性和綜合性交通網絡建設水平等。據初步統計，2014年天津濱海新區的國內生產總值預計超過9000億元，連續5年平均增長超過20%。在經濟減速、結構轉型和發展動力轉換的新常態環境下，濱海新區繼續承擔起作為天津經濟增長引擎和主要動力源(600405,股吧)的發展重任，為天津經濟繼續保持兩位數增長做出了超額貢獻。

　　推行的行政管理體制創新改革，有效釋放了全區發展潛力。作為一個擁有250萬城市人口的副省級行政區，濱海新區已實施兩輪行政管理體制改革。以“大部制、扁平化、強基層”為目標，本著區位相鄰、功能相近、優勢互補、促進發展的原則，強調對功能區的合理整合，充實相關職能，擴大發展自主權，不斷增強功能區核心競爭力，從而實現“行政區統領、功能區支撐、街鎮整合提升”的管理機制，形成了進一步開拓發展空間、促進要素流動的新格局。

　　在首都經濟圈的劃界過程中，一度有將天津中心市區和濱海新區排除在外的設想。而濱海新區所蘊含的強大發展活力和張力，是京津冀區域一體化頂層設計不能忽視天津的關鍵所在。按照國家發改委構想的區域布局，濱海新區與北京中關村、河北曹妃甸將并列為區域一體化發展“三大重點地區”。由此，濱海新區既是京濱發展軸終端，又成為沿海經濟帶的重要節點，占盡加速發展的天時地利。

　　天津近年的快速發展不限于濱海新區。借助濱海新區的龍頭帶動，在天津實施的與中心城區、其他區縣“三區聯動”戰略收到顯著實效。尤其是處于“京-濱發展主軸”上的武清、北辰、西青和東麗區四個區，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發展齊頭并進， 2014年，該四區繼續呈現領先發展態勢，其中武清區、北辰區實現GDP有望超過900億元，凸顯了“經濟隆起帶”的發展特征。這四個區加上具有優越生態環境和開發縱深的寶坻、薊縣、寧河三區縣，可視為天津承接首都功能溢出、科技成果轉化和高端產業轉移的最佳承接地。

　　必須承認，濱海新區在落實國家戰略定位上存在著短板，主要是生產性服務業發展弱，科技自主創新的動力不足，航運、物流、金融等產業對區域的輻射帶動作用力不夠。究其深層次原因，一是天津工業基礎雄厚，發展制造業的條件優于服務業，制造業發展的規模和速度遠遠超過服務業；二是全球經濟下行和外需收縮，制約了天津和港口腹地的外向型經濟發展，經濟發展的總量規模依然偏小，發展速度在逐步放緩；三是受現行體制機制的約束，各省區市仍存在以GDP論英雄的排名意識，不計代價追求經濟數量增長，使得各地“背對背”較勁發展的問題依然嚴重，對于天津作為后發經濟中心的崛起和發展，需要一個較長的認同過程；四是首都服務業的強勢輻射和空間壟斷擠壓了天津服務業，特別是金融、信息、科技服務業的上升空間，天津能夠形成發展地方優勢的服務業，只有金融租賃、私募基金等個別金融創新領域。

　　種種問題和挑戰表明，天津濱海新區的發展壯大和運營，已進入一個轉型升級與質量提升并重的新階段。京津冀區域一體化戰略的推出，恰恰為濱海新區加快融入和服務首都經濟圈，帶來新一輪難得的發展機遇。在對接首都非核心功能轉移上，濱海新區既要堅持“高新高質高端”的產業方向，又要在改進服務上做足功夫，要像抓大項目好項目一樣，努力開創吸引京企持續入區落地的新局面。在結構升級上，濱海新區要注重長遠，善做減法。在產業布局調整上，也應效仿北京的做法，果斷地剝離一些中低端制造業，使其向外轉移，特別是要向河北省轉移。

　　城市規劃超前布局的優勢

　　長期以來，包括天津在內的大城市、老城市多采取以舊城為單一中心，以新區包圍舊城、同心圓外擴的“攤大餅”發展模式。這是導致中國大城市污染加劇、交通擁擠、房價高漲、舊城破敗等“大城市病”爆發的直接推手，也是城市規劃失準、失實、失控和隨意重來的必然結果。

　　20世紀80年代天津的城市布局，也具有單中心“攤大餅”特點。天津作為沿海開放港口城市，在塘沽區集聚了開發區、保稅區、港口、石油化工和海洋化工等臨港產業，促使天津將單中心布局調整為雙中心“啞鈴”布局，為后來濱海新區的空間拓展奠定了規劃基礎。90年代以后，天津實施了工業東移戰略，將中心城區工業悉數遷至海河中下游，為中心城區實現騰籠換鳥、“退二進三”創造了條件。21世紀以來，隨著濱海新區納入國家戰略，為凸顯其作為區域增長極的功能地位，天津在2009年再次調整了城市空間的戰略布局，將濱海新區核心區升級為城市主中心，增建了南港工業區，形成目前“雙城雙港、相向發展、一軸兩帶、南北生態”的T形城市新格局。2014年12月15日，長江以北地區唯一的國家級自貿區——“中國（天津）自由貿易試驗區”正式獲得國務院批準成立，園區范圍涉及天津濱海國際機場（空港物流）片區、濱海新區中心商務區片區和天津港(600717,股吧)（東疆保稅港）片區三個功能區，總面積119.9平方公里。構成天津自貿區的三個片區，均是天津新一輪城市空間規劃高起點規劃定位、重點設計和重點建設的經濟功能區，與濱海新區核心功能區高度重合，也是“雙城雙港”空間布局的重要組成部分。

　　按照京津冀一體化的發展愿景，可進一步歸納天津空間布局規劃的創新意義。一是形態良好。形成的T形規劃布局，具有多極支撐、點軸結合、帶狀分布的良好形態，可有效抑制單極城市大團所引發的大城市病。二是結構開放。形成的T形布局，具有多元的空間結構，由濱海新區引出的三條軸線，分別指向北京、曹妃甸港和黃驊港，與“兩核三軸一帶三區”布局高度吻合。三是規劃儲備充分。形成的T形布局，按照建設北方經濟中心的功能定位度身打造，預留發展空間充裕，并配套編制了370多項專項規劃，可為承接外省區市各類區域合作投資項目提供豐富的規劃儲備。

　　盡管天津近年堅持實施的城市發展規劃具有理念超前、結構開放、形態良好等亮點，仍需要結合發展的需要，不斷優化和完善。主要包括：一是服從區域一體化布局規劃，加強主要發展軸和重點地區的城市設計和規劃控制。二是要依據頂層設計，增強和補充與區域大交通互聯互通、區域環境聯防聯控相關的規劃內容。如按照既有規劃，天津市域的高速公路與地方鐵路建設，已接近全面完成，但依據區域一體化的需要，還有較多斷頭路和瓶頸路需要對接和貫通。三是要依據經濟新常態和任務變化，重新測算相關規劃指標，力求縮小偏差。四是為實現區域協同發展的新需求，要積極編制客觀反映政府意圖和市場規律的專項規劃，特別針對2014年以來相繼落戶天津的國家海洋經濟科學發展示范區、天津自由貿易園區、國家級創新發展示范園區等經濟功能區的定向建設目標，提供更好的規劃服務。

京津冀一體化概念股：河北宣工、河北鋼鐵、凱瑞德、海泰發展、中國武夷、冀東水泥、廊坊發展、首開股份、冀東裝備、金隅股份、首鋼股份、中儲股份、唐山港、天汽模。